，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风雨小说网 www.fengyu.in，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求外,也表现出对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关注。所谓的“正德、利用、厚生”正体现了儒者的这种人文关怀。
“正德”,当然是指以德教为本的人文教育,希望能将社会成员培养成具有道德理性、善良品德的人。而“利用”、“厚生”,则是指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科学技术的知识技能的教学内容,它们直接涉及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也涉及士农工商的各门知识技能的传授。这也是儒家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很奇怪的是,总有一些古代的“儒者”和现代的学者会忘记这一点。
因此,儒家教育是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所不同的是,儒者没有西方的科学家所强调的对自然秩序的惊奇及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追求。当儒者关注科技研究时,总是将它们纳入“经世”、“治事”的儒家价值体系中去。所有天文、地理、数术、医学、农耕、技艺等不同门类的科技知识,均因为它们属经世之学,有致治之用,均属“正德、利用、厚生”的范围,故受到了儒者的重视。
所以,不仅是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现出人文性,儒家的科技教育,同样体现出浓厚的人文性。当然,这种具有人文性的科技教育,弱化了求真的科学精神以及科技教育的独立发展。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将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结合起来,应该具有一些启示。
（八）
文化的保存、传递,需要借助于文字、书籍。所以,儒家学者要依赖经学教育以传递其人文思想。
但是,经学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人的生活,对儒家学者来说,在于“明人伦”。而许多读书人却常常忘记这一点,逐渐使得经学教育书本化、教条化,这必然引起儒家学者对回归人文传统的渴望。
汉唐经学教育对传播儒家人文文化是有贡献的,但是,汉唐经学又演变为一种繁琐的注疏、僵死的教条、远离人伦日用的知识,读书人沉溺于浩繁的章句训诂之中,逐渐背离儒家人文精神传统。两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是以复兴儒家人文精神为旗帜,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恢复儒家人文教育传统。正如朱熹所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话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中庸章句序》)他向往的“圣人之意”、“性命道德之归”,也就是他力图重振的儒家人文精神,他批评汉唐时的章句训话之学背离了这一传统。
明清也是如此。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本是为了复兴儒家人文精神,但它官学化后又逐渐演变为一种繁琐的理论、僵死的章句,一种脱离生活实际的僵死知识。当理学教育逐渐走向脱离生活的知识化途径时,明清思想家、教育家们对理学教育展开批判,要求回归儒学的人文传统,让教育和社会实际、个体实践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形成明清的实学教育。明清教育家倡导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均得与生活实践、社会功用保持密切的联系,强调“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着力。”(见《颜元集》)
儒学和儒家教育的发展,常常来自于其内在人文传统的动力。
（九）
儒家人文教育永远面向社会和人:即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儒家人文教育的长处在这里,同时,其弱点也在这里。
儒家所认同的社会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表现出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等级差别。儒家教育的基本职能,就是要求人们认同、遵循其秩序。这就使得历代统治者认识到:礼教是一种比刑法更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国家稳定的工具。礼教能够“化民成俗”、“绝恶于未萌”,故能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此,儒家人文教育往往会蜕变为**政治的统治工具。
一旦儒家人文教育蜕变为**政治的统治工具,那么,它就不再会关注个体完善、人格独立等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教育理念。儒家教育演变成纲常礼教的灌输、尊长顺上的训导,它必须满足主政者治世的需要。于是,儒家人文教育出现危机。
因此,儒家人文教育传统要能真正得到继承弘扬,它所维持的“人的社会”必须是由平等权利、独立人格的个体构成的社会;其所培养的“社会的人”才能真正是自我发展、完善的个体。
（十）
今天许多教育家们在讨论中国教育的国际化问题,他们在展望21世纪中国教育时,强调其国际化的趋势:外语教学更加重要、外籍教师与留学生更加普遍、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以及更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
同时,许多教育家们亦在讨论中国教育的民族化问题,他们反省中国近代以来在教育方面因学欧美、学日本、学苏俄而出现的种种弊端,他们强调发扬中国的民族教育传统,将可以克服照搬国外教育体制的不良后果。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弘扬儒家人文教育传统,却既有复兴中华文化教育传统的民族化意义,又具有使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意义。
儒家人文教育传统的恢复,无疑能够促进中国教育民族化的加强。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教育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固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以适应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接轨,顺应和满足了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和需要。但是,这也给中国教育带来了许多问题,诸如教书不育人、单一化的分科教育、片面的知识化倾向等,使得中国教育失去了其固有的民族特色和人文传统。重新倡导儒家人文教育传统,无疑是中国教育民族化的重要步骤。
儒家人文教育的倡导,同样有益于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教育的片面知识化、商业化以及失当的分科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的问题,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关注。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上,组织者将“学会关心”作为21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他们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而这一点,又和儒家人文教育有相通之处。那么,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不正是面向21世纪的人类教育的宝贵资源吗?
由此可见,教育的民族化与国际化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但是有一点应该强调:在提倡教育的民族化时,不能立足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要具有现代化、国际化的开阔视野。
（原载《求索》1997年第5期）
求外,也表现出对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关注。所谓的“正德、利用、厚生”正体现了儒者的这种人文关怀。
“正德”,当然是指以德教为本的人文教育,希望能将社会成员培养成具有道德理性、善良品德的人。而“利用”、“厚生”,则是指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科学技术的知识技能的教学内容,它们直接涉及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需要,也涉及士农工商的各门知识技能的传授。这也是儒家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很奇怪的是,总有一些古代的“儒者”和现代的学者会忘记这一点。
因此,儒家教育是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所不同的是,儒者没有西方的科学家所强调的对自然秩序的惊奇及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追求。当儒者关注科技研究时,总是将它们纳入“经世”、“治事”的儒家价值体系中去。所有天文、地理、数术、医学、农耕、技艺等不同门类的科技知识,均因为它们属经世之学,有致治之用,均属“正德、利用、厚生”的范围,故受到了儒者的重视。
所以,不仅是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现出人文性,儒家的科技教育,同样体现出浓厚的人文性。当然,这种具有人文性的科技教育,弱化了求真的科学精神以及科技教育的独立发展。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将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结合起来,应该具有一些启示。
（八）
文化的保存、传递,需要借助于文字、书籍。所以,儒家学者要依赖经学教育以传递其人文思想。
但是,经学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人的生活,对儒家学者来说,在于“明人伦”。而许多读书人却常常忘记这一点,逐渐使得经学教育书本化、教条化,这必然引起儒家学者对回归人文传统的渴望。
汉唐经学教育对传播儒家人文文化是有贡献的,但是,汉唐经学又演变为一种繁琐的注疏、僵死的教条、远离人伦日用的知识,读书人沉溺于浩繁的章句训诂之中,逐渐背离儒家人文精神传统。两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是以复兴儒家人文精神为旗帜,体现在教育上,就是要恢复儒家人文教育传统。正如朱熹所说:“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话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中庸章句序》)他向往的“圣人之意”、“性命道德之归”,也就是他力图重振的儒家人文精神,他批评汉唐时的章句训话之学背离了这一传统。
明清也是如此。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本是为了复兴儒家人文精神,但它官学化后又逐渐演变为一种繁琐的理论、僵死的章句,一种脱离生活实际的僵死知识。当理学教育逐渐走向脱离生活的知识化途径时,明清思想家、教育家们对理学教育展开批判,要求回归儒学的人文传统,让教育和社会实际、个体实践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形成明清的实学教育。明清教育家倡导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均得与生活实践、社会功用保持密切的联系,强调“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着力。”(见《颜元集》)
儒学和儒家教育的发展,常常来自于其内在人文传统的动力。
（九）
儒家人文教育永远面向社会和人:即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儒家人文教育的长处在这里,同时,其弱点也在这里。
儒家所认同的社会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表现出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等级差别。儒家教育的基本职能,就是要求人们认同、遵循其秩序。这就使得历代统治者认识到:礼教是一种比刑法更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国家稳定的工具。礼教能够“化民成俗”、“绝恶于未萌”,故能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此,儒家人文教育往往会蜕变为**政治的统治工具。
一旦儒家人文教育蜕变为**政治的统治工具,那么,它就不再会关注个体完善、人格独立等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教育理念。儒家教育演变成纲常礼教的灌输、尊长顺上的训导,它必须满足主政者治世的需要。于是,儒家人文教育出现危机。
因此,儒家人文教育传统要能真正得到继承弘扬,它所维持的“人的社会”必须是由平等权利、独立人格的个体构成的社会;其所培养的“社会的人”才能真正是自我发展、完善的个体。
（十）
今天许多教育家们在讨论中国教育的国际化问题,他们在展望21世纪中国教育时,强调其国际化的趋势:外语教学更加重要、外籍教师与留学生更加普遍、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以及更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
同时,许多教育家们亦在讨论中国教育的民族化问题,他们反省中国近代以来在教育方面因学欧美、学日本、学苏俄而出现的种种弊端,他们强调发扬中国的民族教育传统,将可以克服照搬国外教育体制的不良后果。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弘扬儒家人文教育传统,却既有复兴中华文化教育传统的民族化意义,又具有使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意义。
儒家人文教育传统的恢复,无疑能够促进中国教育民族化的加强。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教育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固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转型,以适应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接轨,顺应和满足了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和需要。但是,这也给中国教育带来了许多问题,诸如教书不育人、单一化的分科教育、片面的知识化倾向等,使得中国教育失去了其固有的民族特色和人文传统。重新倡导儒家人文教育传统,无疑是中国教育民族化的重要步骤。
儒家人文教育的倡导,同样有益于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教育的片面知识化、商业化以及失当的分科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的问题,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关注。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教育面向21世纪国际研讨会上,组织者将“学会关心”作为21世纪教育的基本方向,他们希望教育学生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和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条件等。而这一点,又和儒家人文教育有相通之处。那么,儒家教育的人文精神,不正是面向21世纪的人类教育的宝贵资源吗?
由此可见,教育的民族化与国际化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将二者统一起来，但是有一点应该强调:在提倡教育的民族化时,不能立足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要具有现代化、国际化的开阔视野。
（原载《求索》1997年第5期）